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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过热大论争振动上层 宏观调控稳中求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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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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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走势是否真正出现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不是已经大于通货紧缩的压力？这场论争是否意味着执行了近6年之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艾伦·格林斯潘是一个惜字如金的老头。不费些功夫，你休想从他的口中得到有关美国股市以及经济走势的只言片语。但这个言语上的“吝啬鬼”，日前却突然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大发评论。7月15日，格林斯潘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指责中国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主席，他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
与以往一样，格老的话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这一回不是在华尔街，而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此时的中国，正陷入在一场对于经济宏观走势的大论争之中。众多的官员、学者以及权威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卷入其中。
早在2003年初，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就有人给高层撰写报告，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出现变化，提醒局部行业过度投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主任魏加宁也在今年3月《金融研究》第3期上撰文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一点，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一点。最近引人关注的是，经济学家樊纲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苗头。
与之相对应，央行开始收缩银根，对个别行业提出投资过热预警，而国家统计局也对经济过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从全局看，没有必要讨论热或者过热的问题。而这一论争无疑已经振动上层，6月24日，国务院曾召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座谈。
中国经济走势是否真正出现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不是已经大于通货紧缩的压力？这场论争是否意味着执行了近6年之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的宏观调控似乎又一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大炼钢铁”的热度
“通货紧缩以及SARS的气氛还没有完全褪去，满世界都已是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一位经济学家向记者描述当前的投资热度。的确，从2003年以来，中国内地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出现了背离，尤其是第二季度，内需消费增长迎来了3年的最低潮，而工业增长却达到9年的最高亢奋点。
兴奋表现在，局部地区的“圈地运动”、全行业的“大炼钢铁”、遍地开花的“汽车城”项目纷纷上演。这些暴利行业的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背后，同时显示出盲目、无序和重复，高层也因此开始担心这些行业的结构调整，以及它们给银行带来的风险。
2003年7月16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在“2003中国钢铁产业链战略发展与投资峰会”上就透露，国家相关部门将要对钢铁、汽车、建材等行业进行整顿。此前，国务院研究室也有人表露过类似观点。
高层即将整顿的这几个行业，跟目前各自领域的过度投资、价格上涨不无关系。
在钢铁业，许多民营企业目前正在大兴投资建厂，形成了一股投资热。建龙集团以及上海复星集团共同投资的一个宁波钢铁项目已进入筹建阶段。该项目投资总额约130亿元，产能500万吨。在河北唐山，除了唐钢在扩产之外，也将形成一个500万吨规模的民营企业，而在2002年，河北省的钢铁产量就已经达到了2659.63万吨，一举成为全国第一个年产钢2000万吨的省份；陕西也提出利用3年时间建设渭北、陕南、关中三大钢铁基地。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信息中心预测，到2004-2005年，钢铁的价格就会下跌，理由是一般钢铁项目都需要一到两年的建设期，如今新建、扩建的产能届时将释放出来。
与钢铁业类似的，是建材业的圈地扩能。水泥的产能在2003年登上了“十五”期间新型干法水泥项目投产的高峰期。而玻璃行业2003年新增的产能将超过以前历次产能扩张之和。
在汽车行业，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称，全国汽车产能已达550万辆以上，轿车产能已达250万辆以上，已大大高于市场容量。这份报告指出，从目前投资势头看，未来几年生产能力还将大幅上涨，到2005年整个中国的汽车产能可能达到1000万辆。一旦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减缓，相当多的产能将被闲置，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几大行业的极度投资和火热扩张，最后的影响将是什么？“超过30%的投资增长率其背后的问题是不能不注意的。”经济学家张曙光提醒道。
的确，疯狂投资的背后，其实是银行在担着风险。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李新创指出，钢铁行业每年千亿元的投资，“其中50%-60%是从银行里来的”。
随着房贷问题暴露并受到央行“121”文件整顿，汽车信贷的风险也被重视起来。截止到2002年底，我国汽车信贷余额已达945亿元，并以两位数的速度激增。为争夺客户，许多办理汽车贷款业务的经销商提供了众多的优惠条件。如无需担保人、无需保险费甚至提出零首付等。这其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银行业有关人士说，目前已有30%的私车贷款无法收回，发展下去后果将十分严重。
通胀压力大于通缩压力？
国内市场投资膨胀的结果是，让央行的官员和专家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触目惊心的数字：2003年以来贷款普遍上涨，上半年全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7810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贷款的总额，预计全年新增贷款将大幅度超出年初确定的贷款增加18000亿元的调控目标。
为此，央行不得不亮出了黄牌，直接针对过热的房地产出台“121”文件进行整顿。同时，经济当局又对与地产密切相关的钢铁、建材以及汽车这些行业进行政策退烧。
除来自国内贷款剧增的压力之外，在国际汇率市场，人民币也面临巨大升值压力，更多的外国货币进入中国市场。5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450亿美元。为冲销这种影响，中国政府必须发行更多的货币。通胀的压力又增加了。
投资增长，货币供应量增加，在这种内忧外患、双双打压的背景下，央行又必须在人民币不升值，不触及汇率的前提下解决货币供应量的问题，无疑这对央行是又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人民币20.5万亿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增长幅度之和10个百分点，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高。
央行面对通货膨胀压力的难处被经济学家们看在眼里，于是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不是出现过热的争论展开。争论的焦点基本归结为——通胀压力和通缩压力哪个更大？而这个判断将影响今后宏观调控的摆向。
国内经济学家樊纲第一个站了出来，指出目前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尽管有了非典，但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增长率不够的问题，而是开始防止过热的问题。”为此，7月间他先后两次在公开场合重申这一观点，并呼吁政府必须提前关注，进行调整。否则真正到了过热再谈这个问题，就已经晚了。
樊纲指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由投资和出口带来，投资一方面是由于外商投资所致，另一方面，工商企业界对市场的增长报以很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市场价格会走高，于是追加更多的投资，加速了投资高峰的出现。
樊纲的观点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自成一派，还得到了赵晓、梁小民等专家的基本认同。他们表示，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要比通货紧缩的压力大。
赵晓认为，经济过热的苗头除了体现在货币增长较快、贷款增长较快以外，还体现在物价回升方面：2003年上半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0.6%，而2002年同期则是下跌0.8%。此外，央行还对目前的状况发出了提升风险警戒级别的红色信号。
当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赵晓的总体判断是：“目前的经济总体正常，但出现过热苗头。”
但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目前经济紧缩的压力更大，重点还应继续放在紧缩上。
宋国青是最早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的经济学家。他就不认同格林斯潘关于中国通胀压力的观点。他认为，目前居民消费价格回到负数的可能性不大，但通货紧缩是否回归，则取决于官方的政策。言下之意，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属于政府拉动型，货币供应过快只是造成通胀的相关因素之一，如果央行收缩信贷，并采用其他4项政策，即提高汇率、减少出口、提高外商投资优惠、减少财政赤字，那中国就没有什么通胀不通胀的问题。
按照这一观点，关键是现在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彻底走出通货紧缩，那么采取“急刹车”的措施，对中国经济来说成本和代价将更大——陷入更严重的通货紧缩，而同样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将雪上加霜。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主任徐宏源认为，目前还没有迹象说明经济过热。一般来说，中国的物价指数在3%以内算正常，而现在物价指数才0.3%。如果采取过热的措施，就业的压力就更大——从宏观上，经济增长的落脚点就是就业。他担心，如果急刹车，“就等于砍掉就业机会”。
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主任魏加宁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目前主要是结构问题，而不是增长速度的问题。“即便是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过热，也要把泡沫和过热区分开来，把风险与过热区分开来。”魏加宁说。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最近在一次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中也指出，房地产业的失序和泡沫关键在前期的土地征用和批租转让环节，不在后期的住房销售环节，这才是政策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这一场争论中，双方对目前出现的“投资增长、贷款增长、货币供应增长”并没有正面冲突，只是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持通涨压力大于通缩压力的一方更强调“过热的苗头”，希望收紧银根，压住贷款的增长，以缓解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而持通缩压力大于通涨压力的一方，则更强调就业，希望继续保持高增长来拉动就业，同时对局部泡沫进行结构调整。
宏观调控稳中求变
6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召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经济学家座谈对中国经济整体走势的判断，并听取下半年经济政策意见。
这之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讲话被认为是一个官方基调：目前的高增长是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增长；对个别地区、行业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仍要高度重视；但从全局看，没有必要讨论热或者过热的问题。
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宏观调控的态度也是稳定和连续为主。据悉，今年下半年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力解决就业和农民收入的问题。
这说明，以扩大内需、消除通货紧缩的宏观政策近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更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轮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坐庄。但是，面对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新形势，已经延续6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也不可能纹丝不动。
我们看到：长期以来的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使得央行通过外汇占款发放的基础货币大幅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被迫变得相当积极；高达2000多亿元的出口退税挂账不仅对中央财政来说是一个负担，对出口退税这一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也是一大挑战；汇率政策当局最大的课题，不再是如何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而是如何为人民币升值减压；在财政赤字余额较大、民间投资趋于活跃之后，财政政策是否有必要像过去那样积极？这些都值得探讨。
对此，张曙光向《商务周刊》分析说：“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银行的不良资产又是一个贬值的压力。所以汇率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仅如此，利率操作也是左右为难，从现在的经济增长以及货币供应和贷款增长来看，似乎存在加息的压力。但是从汇率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和港币的逆差和存款的增长来看又存在降息压力，因此央行确实是进退两难。”
他指出，从基本面来看，目前汇率升值对中国确实有不利的地方：一是可能影响到制造业的竞争力，二是可能影响到外资的进入，三是可能影响到就业，最后还有可能加剧国内不平衡，使得农产品的劣势更加严重，“三农”问题更难。
“目前在强劲的汇率升值预期之下，任何有可能导致升值的操作，比如说扩大浮动、小幅升值都是危险的，”张曙光认为，政府坚持汇率稳定、延缓升值的做法是明智的，“等到升值预期消除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才是上策。”
从总体来看，这种稳中求变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官方的意见。但很多被访者强调，坚持目前的稳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缓解升值的压力。针对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情况，今年以来，央行已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加大中央银行票据回笼基础货币力度，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提高贷款质量，控制贷款进度等等。周小川强调指出，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央行要增强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做出提前的正确判断”。
附文：
中国能承受多高的经济增长？
经济过热，除了由于社会总需求大幅增加而供给不足导致物价水平持续的、全面的、大幅的上升之外，也是由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资源供应紧张，价格大幅上升所造成的。
那么，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范围到底有多高？这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今年一季度GDP9.9%的增幅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业内有过这样的经验：GDP增幅低于8%易引起通货紧缩，而超过9%即会产生通货膨胀，增长10%则意味着经济过热。
但是这一经验目前受到了挑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在10%上下。不少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经济增长10%都不算过热。
赵晓认为，宏观经济的持续走强，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下行周期，转而步入经济快速上升轨道，这是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最大变局。他告诉记者，中国经济新一轮黄金增长周期已经开始。他所说的黄金增长周期，指GDP年增长10%以上。
他认为，新一轮增长周期之所以在2003年浮出水面，是因为三方面力量“合力”的结果：一是汽车、住房等新型消费品的出现，“先买车，再买房”的消费理念，启动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二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已日益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国际制造和消费中心，带动了新一轮外资引进和出口高潮；三是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拉动GDP增长2-3个百分点，由于乡镇向城市发展，小城市向大城市发展，预计未来几年将有15000万农民进城就业，促使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
他同时指出，与上一轮增长周期不同，新一轮增长周期将主要是结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发生了变化，市场作用大大增强。他呼吁，广大工业企业只有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加快企业重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才能分享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成果。
赵晓的观点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这份报告对当前宏观经济作了总体判断：自去年以来，随着内需增长活力的逐渐显现和入世效应增强，宏观经济开始走出调整型增长阶段的紧运行区，已过渡到宽运行区或强势区，并逐步向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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